Ｖ．Ｓ．奈保尔（１９３２－２０１８），英国印度裔作家。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婆罗门家庭，１９５０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１９５５年定居英国，并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通灵的按摩师》《大河湾》《印度三部曲》等，曾获得布克奖、毛姆奖、诺贝尔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与石黑一雄、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奈保尔和第一任妻子帕特结婚时的合照
２００１年，奈保尔获诺贝尔文学奖
从加勒比走出的文人之子
提起加勒比，很多人会立即想到加勒比海盗。这也许是历史的原因，也许是近些年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然而，除了海盗，加勒比还出来一位著名的作家，他就是２００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Ｖ．Ｓ． Ｎａｉｐａｕｌ）。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７日，奈保尔出生于加勒比海英属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部查瓜纳斯的一个印度裔社区，６岁时随家人移居首都西班牙港，１８岁以优异成绩获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开始了他的流散之旅。２０１８年，在英国当地时间８月１１日，距离他的８６岁生日仅有６天，奈保尔在伦敦家中逝世。
奈保尔对文字的爱好来自于父亲的启蒙。尽管他家祖上来自英属印度，但是奈保尔的父亲对印度文化并不热衷。相反，他更喜欢英美文学，在奈保尔童年时，父亲经常给他解读自己喜欢的文学精品片段，如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等。他父亲的工作也一直是与文字打交道，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卫报》写新闻报道。他生动地描述了当地发生的各种事件，所有这些都对奈保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其日后的创作埋下伏笔。
因为父亲的工资还不足够给家人买大房子过安逸的生活，他们被迫住在奈保尔外祖母名下的房子里。奈保尔的父亲非常推崇毛姆的创作技巧，也愿意和儿子交流他的写作技巧。很巧合的是，１９５９年奈保尔出版的《米格尔街》获得了毛姆文学奖，而且由毛姆本人亲自为他颁奖。这本该是父亲最高兴的事情了，但是很可惜父亲已经在１９５３年病故，年仅４７岁。《米格尔街》以一个少年的视角观察和描绘住在米格尔大街上的１７个人物的喜怒哀乐，每个人物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在彼此的篇章里出现，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图景，有酗酒、赌博、偷盗、家暴、私奔等各种疯狂，让我们看到忙碌中的芸芸众生相。书里最令人触动的一句话是：“生活如此绝望，每个人却都兴高采烈地活着”。
关于奈保尔父亲的经历，读者可以阅读他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书中塑造了一个努力劳作、希望给家人幸福生活、但又不得不生活在丈母娘家屋檐之下的、受尽精神上屈辱的坚韧男主形象。房子是他全部关于家的梦想，是他独立人格的诉求，也是他作为家长获得权威的需要。为了一所自己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历尽艰辛。最终，他花高价举债买下来一个看似漂亮、其实潜在问题颇多的房子，也背上了到死都没有还清的巨额债务。在小说的结尾处，４６岁的毕司沃斯先生死去了，“他一贫如洗……为了他锡金街上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欠了三千美元……两个孩子在学校念书。另外两个大一些的孩子，毕司沃斯先生本打算老来依靠的，但是他们都还在国外靠奖学金读书。”奈保尔用这一叙述给小说做了一个非常具有自传式的了结。
小说的真伪是个不需要讨论的话题，其实作家总是力图把真实的那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假作真时真亦假”，小说中的假往往是体现艺术之真的最佳手段，奈保尔则特别擅长于此道。毕司沃斯先生的追求，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殖民地生活的小人物的梦想和野心，他和当下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努力奋斗着，为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付出毕生的心血。其实，这种对外在物质生存空间的占有需求只是表象，它所真正表达的是人对自己内在精神自由的追求。
奈保尔一直喜欢用文字半真半假地描述自己的生活，文字对他而言就像一块块乐高拼插积木，被他用来拼插出不同的模型，有一些是重复的，有一些是模糊的，但是他乐此不疲，探讨各种生存方式的可能。用他自己的话说，“小说家往往把自己分割开来，灌输到各个角色之中，无意识地建立了一种和谐共存。”
托尔金指点过的牛津学子
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奈保尔一直与父亲保持通信，继续探讨文学创作。这些书信后来被收集成书，书名为《父子通信》。他的文学爱好与父亲有些许不同，奈保尔当时比较喜欢的作家有伊夫林·沃和奥尔德斯·赫胥黎。另外，与父亲相比，他也表现得更为自信，总带着有自己特点的英语语调，“到哪里都高高在上，一副处乱不惊，知识渊博的样子”。
库切发现，奈保尔在《半生》一书中“描写伦敦的那部分里，我们又看到那个楼上房间，连带那个无罩灯泡和那块铺在地板报纸之上的床垫，年轻人第一次做爱的地方。这已经是自１９６７年的《模仿者》以来，我们第三次或第四次在奈保尔的作品中看到这个房间。该场面每次都作了重新描绘，渐渐变得越来越兽性，越来越绝望。奈保尔似乎不愿放弃这个场面，直到他榨净最后一滴意义，直到它被拧干。”这已经不是毛姆式的描写了，完全是奈保尔式的写作，他运用白描的手法精准地讲述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
《半生》中，主人公威利在学校的经验也映衬着奈保尔本人对学校教育的感觉。威利对学业感到乏味，但是他已经显现出作家的天赋。一位英国朋友看了他以前在学校写的小说，敦促他去读海明威。他把《杀人者》当成榜样，把伦敦的故事与他在故乡听到的故事糅合起来，热情地投入创作。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讲这些远非自身经验的情景和与他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的故事，比他在学校写的那些“谨慎、半遮半掩的道德小故事”更能真实地传达他的感情。
库切也认为，杂糅不同背景的写作恰恰是奈保尔所擅长的，“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是抽象的、伦敦是粗略的，但他的莫桑比克却令人信服地具有真实感。”这一判断缘起《半生》的后半部分，奈保尔用小时候从他父亲那里观摩到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展现威利在莫桑比克的经历。库切认为“这下半部，事实上属于奈保尔多年来已臻化境的写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历史报道和社会分析以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和旅行回忆录的方式流入流出：这种混合模式很可能成为奈保尔对英语文学的主要贡献。
奈保尔到世界各地旅行，印度、伊朗、美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以及许许多多南美、非洲、亚洲的国家……这些地方都被写进了他的游记体小说中。奈保尔是这样描绘他在这些旅行中的感觉的：“我是一个殖民地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上旅行，作为一个访问者，在新大陆的浪漫背景里，观察那些被掠夺的土地上半被遗弃的社会，就像从远处观看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奈保尔的游记文学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合成文体，它比小说更纪实，比游记更深邃。
关于奈保尔如何走出模仿的羁绊和故乡的束缚，以及形成新的视角，可以参阅他的自传式小说《模仿者》。书中，主人公从小岛走出，到伦敦学习，为了模仿欧洲人，他改变自己的名字，观察周围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性，可是不论怎样模仿，他还是一个徘徊于边缘的外国留学生而已。然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小岛，他发现那里的人更是膜拜一切西方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甚至语言表述习惯，而这种模仿并没有给他们任何新生，反而显得荒谬可笑。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些盲目模仿者中的一员。于是，他又回到了英国，在伦敦郊区的小阁楼里写自己的回忆录。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才能感到自己从模仿的囚笼中脱离出来，体验到久违的自由。现实生活中，奈保尔也是通过写作获得自己的精神和经济自由。他深知，如果不去努力发声，他的生活将只是在努力适应他人所界定的工作与生活中一步步走向僵化的终结。
《模仿者》讲述一个人如何开始意识到模仿的荒诞，直到最后意识到只有在写作中才能获得自由。奈保尔对小说的结构设计非常精致缜密，他并没有遵循成长小说中常用的时间顺序来叙述，而是运用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是反复交叉跳跃的，小说整体结构复杂但是脉络清晰，因为它的整体关注点是主人公的顿悟与成长。小说的发展沿着主人公一次次的顿悟脉络：首先是他兴奋地模仿与崇拜帝国的文明，然后逐渐意识到这种模仿的虚无与荒诞，进而发现所有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这种荒诞虚无的模仿而已，最后试图通过写作来跨越这种荒诞。沿着这样的中心线索看，小说的叙述很顺畅自然。
在游记写作中追求自由的赤子
想找到奈保尔作品与他真实生活的关联，或者更加深化地去理解他笔下的文学人物，最适合的一本书是传记作品《世事如斯：奈保尔传》。这本传记的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Ｐａｔｒｉｃｋ Ｆｒｅｎｃｈ）有很明确的目标，“不是坐下来判断，而是用毫不留情的呈现，把对象暴露给读者的平静之眼。”
弗伦奇不仅是一位在高校任教的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传记作者，单是看他从奈保尔的作品里离析出来“世事如斯”这个关键词汇，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奈保尔的敏锐理解。难怪他能得到奈保尔的信任，听到奈保尔无比坦诚的忏悔，也被获准接触大量极为隐秘的私人资料，得以详尽描述出一个全面的奈保尔。我们眼中那位冷傲的作家和普通人一样，也有穷困的童年，彷徨的流散、性的苦闷与成长的烦恼，甚至一些常人不能忍受的变态举止。在生活中，他也有举止粗鲁、自私小气、尖酸刻薄的时候；在婚姻方面，他对待妻子和情人的行径真的可以用“无情”和“变态”来形容。
王尔德曾经说过：“每个圣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清白无瑕的未来。”这是一本恶善尽现的非常全面的传记。没成名之前的奈保尔生活是失败的，尽管是牛津大学毕业，但是他在伦敦的求职处处碰壁，竟然有连续应征２０多份工作都不成功的经历。饥寒交迫中，他曾经开煤气自杀不成，也曾经靠妻子教书才勉强维持生计。这个漂泊在异国他乡、孤立无援又渴望成功的流散者，所经历的困顿与窘迫是我们未亲身经历的人没办法想象的。也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这样，为写作而生，为写作不惜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名誉和道德。
为了写作，为了摆脱模仿的束缚，他通过亲身经历寻找写作灵感的这种热诚近乎疯狂，这确实远远超越世俗标准。其实他有一种赤子之心，这不仅表现在他的真诚，还表现在他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心与求索的心态。他曾说过：“如果活着是为了快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只需要一个妓女；文学不是妓女，文学是圣人，我活着就是为它服务的。”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奈保尔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不能否认，他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作家。如果以这本传记为背景，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获得诺奖后接受《纽约客》记者采访时，他会说出“感谢妓女”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辞了。
这本传记的出版对奈保尔的形象塑造是起消极作用的。但该书出版前，弗伦奇将文稿发给奈保尔审看时，他只字未改，完全同意发表，所以我们才可能知道他那些本不为人知的经历。他为什么同意出版这样一本暴露出他私德欠佳、有损形象的文本？一般人的本能都会是掩盖自己认为羞耻的生活污点或瑕疵，但奈保尔内心已经强大到并不在乎暴露过去那些不堪的隐私。他的这本传记所要展现的不是一种暴虐，而是一种生活历练后的谦卑，正如有学者评价他的作品时所说：“从最低微的印尼人、最平凡的巴基斯坦人、最穷苦的非洲人身上，他依然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的痕迹。”他要讽一劝百，而这个“一”就是他自己。当他同意让这本传记出版的时刻，他已经放下旧事。
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作家，他的作品与他的言行一样特立独行，不讨巧任何派别。在他的作品中，一方面他批判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比殖民者带来的伤害更大。比如，他三次长时间在印度走访，在１９６４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９０年相继出版了三本关于印度的游记，厚度一本比一本增加，态度一本比一本犀利。他认为印度将贫穷神圣化，令人民安于贫穷、不思进取。对于印度人民所爱戴的甘地，他也犀利地指出，甘地缺乏一种能力引领印度通过立法和科学的管理来治理国家，其所要培养的人的道德自觉是不能让国家机器良性运转的；另一方面他也不认同老牌帝国，认为其民众精神压抑，情感虚无，生活无望。
他奚落说，“在英国，人们对自己的愚蠢非常自豪。愚蠢和游手好闲是生活在这里的代价……住在这里像被阉割了一样。”这种两面都批判的态度让他腹背受敌，其中也包括赛义德的批判，说他浅薄无知。其实，他对于后殖民世界现状的思考并不浅薄，而是很有深度。这一点可以参见他对废黜奴隶制的评价：“奴隶制教他们自我鄙视，给他们灌输了白人文明的理想，让他们看不起其他所有文明。做奴隶时，他们被剥夺了信仰基督教的权利以及受教育、组建家庭的权利；获得解放以后，他们决心得到这些；而每向白人社会迈进一步，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怪异，更不堪一击。”
在这里，我们发现奈保尔的一生，不论是写作、还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都希望能走出模仿的藩篱，构建具有特色的自我。正如弗伦奇所评价的，奈保尔的“道德轴心不是白种欧洲文化，也不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前的印度教文化，也不是任何其他擦身而过的文化，他的道德轴心是内在的，是他自己。”
所以，任凭外界怎样评判，他仍然在自己文字所创造的封闭空间内认知自我、追寻自由，笔触“冷如利刃”（库切语），削发如泥。奈保尔的游记文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度解读。对于后殖民社会中的顽疾，他会毫不迟疑，直接指出症结所在，坚持讲述真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书写那些我遇到的人，书写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经历来定义文明。”也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称他的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人们从被压抑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作为一名在多元文化之间漂流的世界公民，当代英国移民文学三杰之一，奈保尔的后殖民写作是英国文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重要的文学财富。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后，另一位英籍印度裔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这样悼念他：“我俩这一辈子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有分歧，但我就像失去一位挚爱的兄弟一样感到悲伤。Ｖ．Ｓ．奈保尔，安息。”
